城中村，是珠三角最寻常、也最不寻常的城市风景——在珠江新城的摩天楼群旁，密密麻麻的“农民房”承载着数百万建设者的栖居与生计。为什么珠三角处处是城中村，而同样面对城镇化浪潮，不同区域却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？2026年10月24日下午，第63期中山大学MPA“问学·问政·问德”系列讲座在东校园举行。本期讲座以“地方性政策：如何理解珠三角的城中村？”为题，特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管兵教授主讲，中山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李棉管教授主持。
（管兵教授讲座现场）
讲座伊始，管兵教授从自身生活体验切入：2011年他曾到中大任职，当时出门几乎全是城中村——中大南校区外便是号称“亚洲最大”的布匹市场，康乐、鹭江两村聚集十万以上外来务工人员；反观其他一线城市，却几乎难觅城中村踪迹。为什么偏偏是珠三角？
接着，管兵教授梳理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经典理论：一是周黎安教授从个体主义视角提出的“晋升锦标赛”，二是从集权与分权关系出发的结构主义视角。二者都是自上而下的“中央视角”整体性解释，无法解释为何同一体制下长三角、珠三角持续转型，而东北振兴、中部崛起、西部大开发却步履维艰。他主张在个体与结构之间重新发现“地方性”，看到地方政府的主体性，而研究地方性政策正是切入地方治理情境的关键。
（讲座现场）
管兵教授进一步阐释，相对于更加权威的法律，政策是当代中国政府运行最主要的载体和工具，因而异常频密、灵活而及时。在他看来，珠三角城中村的形成是多重政策创新共同塑造的结果。他重点剖析了三项全国首创的地方性政策：一是留用地制度，可追溯至1992年番禺区的政策，征地时返还10%-30%建设用地给村集体；二是农村集体经济改革，1986-1987年天河区以杨箕、登峰村为试点推行股份制改革、股权固化到人，开全国先河；三是城中村改造，2002年广州市出台《关于城中村改制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当时计划2010年前完成138个城中村改造。正是珠三角最早开埠、最早启动城镇化的先发时机，塑造了后发地区无法复制的路径与面貌，而地方治理的复杂性，也远超政策设计之初的想象。
由此，管兵教授提炼出理解地方性政策的三个命题：创新命题，地方性政策最能体现真实而主流的政策创新；回应命题，政策兼具制度化与灵活性，彰显地方政府的专业能力与主体性；层叠命题，政策从单一文件层层叠加演变为庞大体系，即“制度层叠”。结构视角与历史视角的叠加，为讲好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的本土故事提供了自主性解释。
（学生互动提问）
在互动交流环节，现场同学结合工作实际，围绕深汕特别合作区、城中村改造提速的政策逻辑与具体模式、房票制度，以及城中村的功能性等话题踊跃提问，管兵教授逐一耐心解答。
（管兵教授与李棉管主任合影）
本次讲座既有学术的穿透力，也有实践的现场感。李棉管教授在总结中感慨：“我们研究政策，却没有研究政策；我们研究地方，却没有找回地方。”他鼓励同学们珍视来自一线实践的经验体悟，把生活中的困惑转化为有价值的选题，学会提出好问题，并进行穿透性的论证。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。
来源：中山大学MPA教育中心
文案：刘蕊
图片：陈泰林
初审：林应悦
审核：龙明伟
审定发布：李棉管
